一、“圣教序”文的来历

　　唐代高僧玄奘历尽艰辛，于贞观十九年(645年)自天竺国取佛经回到长安，举国震动，唐太宗李世民谓之“胜朝盛事”，并劾令玄奘翻译所取梵文经书，玄奘经过三年的努力，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佛经译校工作成绩显著，唐太宗亲自详阅译文经书，并欣然为之作序——《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又作《述圣记》，圣教序文由此而成。

　　二、《集王圣教序》和褚遂良两种《圣教序》

　　《圣教序》成碑的历史背景，是初唐立碑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当时佛释道之争的结果，是维护佛法，摆脱当时“崇道抑佛”困境的典范。在圣教序成文后，唐太宗为使这一举措昭示天下、名垂千古，便筹备将圣教序文刻于石碑，出于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和对佛教的虔诚，唐太宗认为此碑文非书圣王羲之书“不足贵”，王羲之乃晋人，不可重生书之，后来由弘福寺和尚怀仁担任集王羲之字、拼文工作。怀仁经过二十四年的苦心经营，于咸亨三年(672年)成碑，全文包括唐太宗的序文、唐高宗李治的一篇记和玄奘本人所译心经之一共三部分，此碑立于唐太宗为生母所建的弘福寺，《集王圣教序》就此而成。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立于唐高宗李治为生母所建的慈恩寺，故亦称《慈恩寺圣教序》，永徽四年(653年)成碑。此碑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的风格，书此碑时，褚遂良已经五十八岁，在结字上一改欧体、虞体的字形结构，看似纤弱，实则饱满。历来对此碑的评价多有赞誉之词，唐张怀瓘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与罗琦，铅华绰约甚有余态。”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中说：“……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筩》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书法，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骨者病。河南(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耶?”《雁塔圣教序》是褚遂良的经典之作，可谓代表褚遂良楷书的最高水平。《同州圣教序》于龙朔三年(663年)建立，龙朔二年(662年)时年34岁的唐高宗“幸同州”，由于身患重病，便让皇后武则天主持朝事，此举使唐高宗在政治上成为傀儡。随着武则天权利越来越大，关陇集团实力逐渐消亡，高宗的帝位也渐渐消失。此时的高宗对被贬到过同州的褚遂良深感怀念，为表达对褚遂良的愧疚之心，决定在同州建一个和《雁塔圣教序》一模一样的碑，在多种的顾虑和权衡下，最后决定在同州金塔寺建《圣教序》碑，此碑是根据《雁塔圣教序》的拓片刊刻而成的。

　　三、从三种“圣教序”的年代、地理位置等分析当时褚遂良书法的地位和影响

　　(一)年代

　　唐玄奘西去取佛经归来后，唐太宗和唐高宗分别为所取佛经译文作《序》和《记》，以昭示天下、流芳万世。为铭记这一“胜朝盛事”，先后出现了四种圣教序碑，我们这里只讲其中三种，分别为建成于咸亨三年(672年)的《集王圣教序》、建成于永徽四年(653年)的《雁塔圣教序》和建成于龙朔三年(663年)的《同州圣教序》。从年代上看三种圣教序碑皆成于唐高宗李治(649年—683年在位)年间，其中《集王圣教序》是弘福寺和尚怀仁历经二十四年的苦心经营集王羲之之字后刊刻而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圣教序成文后，因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和对唐玄奘取经事件的敬慕，大家认为圣教序碑文非书圣王羲之书“不足贵。”是何人下令怀仁主持集圣教序这一浩大工程的，史料无记载，但我们可以肯定《集王圣教序》是朝廷支持和主持这项工程的，怀仁用二十四年，历经二朝，工程之浩大我们难以想象，一般个人是难以企及的，再加上这块碑立在唐太宗为生母所建的弘福寺，可以断定此事应是唐太宗和高宗亲历的，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我们亦可作相同的推理。但若以唐太宗所云圣教序碑文非王羲之书“不足贵”，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后来褚遂良版本的两种《圣教序》了，怀仁开始集《圣教序》的年代比褚遂良的两种《圣教序》早，且成碑时间晚于褚遂良《圣教序》，《集王圣教序》(672年成碑)比褚遂良《雁塔圣教序》(653年)晚十九年，比褚遂良《同州圣教序》(663年成碑)晚10年。褚遂良书写《圣教序》是出于皇命还是源于自身对佛学的虔诚而浴手写经，史料无记载。若是出于皇命，在唐太宗和大家对《圣教序》书写要求上，非王羲之书“不足贵”的感召下，那么褚遂良之书在当时帝王和大众心中的地位和影响之大，我们不言而喻，若出于个人的浴手写经，那么如果褚遂良的书法没有至高的地位，《雁塔圣教序》碑也不会出现在唐高宗为纪念生母而修建的慈恩寺。再者，唐高宗李治楷、隶、行草皆精，按常理唐高宗李治应是书写《慈恩寺圣教序》最合适的人选，但地位如此之高的碑，唐高宗一定会推选一个自己认为书艺精湛的人书写，这个人就是褚遂良。相传，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无人可以与之论书，魏征称赞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逸少体。”那么地位如此之高的《雁塔圣教序》碑以褚遂良书完成，我们亦可窥探唐高宗对褚遂良精湛书艺的“无声”赞誉。建立于龙朔三年(663年)的《同州圣教序》是在褚遂良去世五年后，唐高宗王权基本丧失的情况下建碑的，此时的唐高宗身患重病，武则天政权逐步壮大，使高宗对褚遂良的深感怀念和愧疚，并决定在同州树立一块和《雁塔圣教序》一模一样的《圣教序》碑。高宗永徽六年(656年)，褚遂良因对高宗废太后的不满，而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在古代封建礼教严酷的制度下，褚遂良被贬，本应“灭其国先灭其史，毁其人先毁其文”，但高宗不仅没有如此浅薄轻举，而是又在同州以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拓片为本，从新树立了一块一模一样的碑，我们足以证实唐高宗和当时大众对褚遂良书艺的肯定。

　　(二)立碑地点

　　《集王圣教序》碑立于唐太宗为生母而修建的弘福寺;《雁塔圣教序》碑立于唐高宗为生母而修建的慈恩;《同州圣教序》立于隋文帝为生母而修建的金塔寺。三块碑均立于帝王为生母修建的寺庙里，可见这三块碑地位之高，意义之深远。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以王羲之书作为为生母修建的弘福寺而刻碑，太宗认为唯书圣书方“足贵“;唐高宗以褚遂良书为生母寺立碑，我们可看出高宗对褚遂良书法的推崇，《同州圣教序》虽立在隋文帝为其生母所建的金塔寺，不是唐代帝王所建，但毕竟是帝王为生母所建，况且已经改朝换代，高宗大可不必为之。基于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褚遂良的书法在初唐帝王和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结论：自古以来，树碑需先定文，再确定书写人。在初唐佛教盛行的年代，圣教序文之重要，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能书写圣教序文并作为皇家寺庙立碑的书写者，无论是书法技艺，还是书写者的地位都是出类拔萃，超群绝伦的。褚遂良身为初唐两朝重臣，其书能成为皇家寺庙的圣教序碑文，在唐代是第一人，再者褚遂良后来犯了“罪”，高宗非但没有“斩草除根”“毁其文”，还在褚遂良去世五年后，又在同州以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拓片去立碑，在书法历史上也是第一人，我们不能不为褚遂良的书法在初唐乃至唐以后书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感到惊叹。

　　参考文献：

　　[1]黄简编辑.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0.

　　[2]崔尔平点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8.

　　[3]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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